认干父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教派是一路向下的，是不断世俗化的，不需要西方宗教语境中的教父教母来行使担保和宗教教育的责任，那么为什么需要认干父母呢？

认干亲分为两类：一类是平辈的干亲关系，即“结金兰”。以前的规矩，结拜时各用红纸写出姓名、生日、时辰、籍贯及父母、祖及曾祖三代姓名，即所谓《金兰谱》，摆上天地牌位，依次焚香叩拜，发誓并交换谱帖；第二种则是长辈和幼辈之间的干亲关系，即认干爹干娘，北方叫做“认干爸、干妈”，“打契家”，南方叫做“认寄父寄母”。

两种都是拟血亲关系，第一种非常好理解，是关系亲密者之间的契约仪式，比如刘关张三人一个头嗑在地上，发誓要护送唐僧西天取经。而第二种，正如前面所说，其目的并非为了教育和宗教担保，那是什么呢？据尚会鹏教授的《中原地区的干亲关系研究》一文，认干亲分为三种情况：“巫术”性质，“补充”性质，“公关”性质。

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孩子的父母往往把孩子认到别人家里，是为“巫术”性质的干亲；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为了满足“儿女双全”的愿望，认另一家的男孩为干儿子，女孩为干女儿。尚会鹏教授认为“它是不完整的人伦关系的一个补充形式”，称作“补充”性质的干亲；两个家庭如果父辈关系要好，往往会通过认干亲来加深彼此的感情，联络友谊。尚会鹏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仅仅作为一种媒介作用……带有某种‘公关’性质”，所以称为“公关”性质的干亲。

其实这种区分有待商榷，因为这三种情况从目的来看并没有区别，都是为了缓解广泛弥漫的生育焦虑。据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以传染病为主）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至于清代，有人做过统计：康熙共生有皇子35人，皇女20人；活到18岁的只有皇子20人，皇女8人；5岁前死亡者皇子12人，皇女10人；顺治8子6女，8岁前死亡者4男5女；清代103位皇子（不包皇帝）和82位皇女平均寿命：男32岁,女26岁。

近现代尚且如此，古代情形如何可想而知。认干爹干妈的行为除了其功能性，即为孩子指定父母之外的监护人，以免意外发生孩子无人看护之外，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近于巫术。比如担心孩子早夭，命不够“硬”，有一种做法是让他认铁匠或石匠做干爹，沁阳地区还曾流行认石头或柏树为干亲，中原地区有认石磙做干爹的习俗。石头是生育神高禖的标志物，立石为祠是祭祀高禖的手段。据《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前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石的生殖繁衍功能还表现为能使吞食石或触摸石的人有孕，据《吴越春秋》记载：“鲧娶于有莘氏之女, 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 得薏苡而吞之, 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 剖胁而产高密。”由此可见生育巫术流传之久，保存之完整。

而其中认石匠铁匠为干爹，以防孩子早夭的行为就颇有“接触巫术”的特点了，这种“接触巫术”的体系是不断完善的。自从有了命理之学后，孩子能否顺利活到成年就有了一些技术手段可以用。比如孩子命太硬，克父母，就放在别人家养（这个特别贱），比如诗人艾青和他的奶妈大堰荷，或者放在寺庙，假装这孩子“不在家”，俗称“过个门槛”。对干爹干妈的姓氏也有要求，一般会选择吉祥姓氏的人家，如姓“刘”、“寇”、“陈”、“程”等姓氏的人家。“刘”与“留”谐音，“寇”与“扣”谐音，“陈”、“程”则与“成”谐音，取“留住”、“扣住”、“成人”的意思，忌讳选择“王”、“史”等姓氏的人家作为干戚，因为“王”与“亡”、“史”与“死”等不吉利的字谐音，会使孩子夭折。所以赵本山老师是一个好干爹，因为他“罩得住”。

而认干亲的仪式也很有意思。干父母家举行的将孩子纳入自己家庭的仪式是祭灶。在一个灶上吃饭就是一家人，非常朴素。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父子、远近、亲疏不失其伦，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血缘和人伦，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上对非血缘和格局远端的人际关系并不信任，如果不能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格局”，就无法进行深入的交往。这种层次化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一大特点。

葛兆光说：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中国古代的巫、觋。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但当然认干亲这件事也不免染上世俗化的味道。比如太监没儿子，认一个儿子，而这个孩子又可以利用其干爹的政治资源，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曹操。或者军队统帅或宗教领袖为了和下属形成更为稳定的联系，经常彼此认做干爹干儿，比如《旧唐书·高开道传》载高开道有亲兵数百人,都是骑勇善战之士,并号为义儿，以及太平天国将士同拜天父也是一个道理，相当于彼此认作兄弟。或者就是为了“抱大树”，当家族势力弱小、在地方人际格局中地位低下时，就有其需要这样的社交手段，过去农村过年，家家户户组团去地主家拜年，也是一个意思，为了生活。当然这种行为就很功利了，本质上是为了吃富户。但富户也不是傻子，你吃他，他难道就不知道睡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