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马老师是伟大的企业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马云受到人们敬仰和膜拜。

但是，最近却画风突转，马云却不仅成为舆论指责对象，也成为国家监管的靶心。

因为有两个马云，一个是企业家马云，另一个是资本家马云。更准确地说是马云正在发生变化，正从企业家朝向资本家蜕变。人们敬佩企业家马云，讨厌资本家马云。

无论舆论的谴责，还是国家的监管，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阻止马云朝向资本家继续蜕变，希望其能够保持企业家的初心和本色，继续接受人们的膜拜。如果完成蜕变，而真的成为资本家，那么收到的将是人们的唾弃。

尽管同样都很有钱，但是企业家和资本家有着本质不同。中国需要企业家，不需要资本家。

企业家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有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热情，第二个要素是有创新的激情，能够发现新机会，整合社会资源，为人民、为国家提供一种崭新的产品或服务，让人民的生活更便利，更富足，让国家变得更强大。

而资本家则只有一个要素，那就是赚钱，最大程度地赚钱，不择手段地赚钱，唯利是图地赚钱。更重要的，他们会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去谋求垄断，操纵舆论，干预政策，指责监管，寄望于建立一种资本特权，可以永久性地、排他性地获取超额利润，凌驾于人民和国家之上。

概而言之，企业家是利用自己的财富去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而资本家则相反，则希望让人民和国家服务于自己，甚至利用资本能力挟迫人民，挟迫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其副产品、副作用也出现了，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资本化，这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

中国经济已经充分资本化，有两个典型表现。

一是，海量的过剩资本出现，并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最终导致过度的投资性购买。在一些领域，譬如房地产市场，过剩资本的投资性购买、投机性购买，已经凌驾于实际需求性购买，大幅度地拉升价格，让价格出现扭曲，而只反映过剩资本的投资需求，而不反映实际需求。而实际需求者则被迫接受被投资需求者所拉抬的价格，艰难凑首付，然后背上沉重的房贷，成为房奴。

这就是“资本压迫”，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资本压迫。

二是，一批资本垄断集团出现，以阿里为首的各大互联网平台为代表。任何个人在这些互联网巨头面前都是卑微而脆弱的，都是绝对弱势的，都必须屈从于平台系统。于是996出现了，“被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小哥出现了，大数据杀熟出现了，甚至对国家的斥责和不满也出现了。

这也是资本压迫，是一种基于平台系统的资本压迫。

从经济的宏观整体来看，中国经济不仅成功崛起了，而且也充分资本化了，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局势，甚至也为近代以来，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所没有。

经济资本化的后果就是资本压迫的出现。资本压迫已经替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剥削，而成为资本在当下中国的存在方式。

概而言之，资本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总量上增长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如何管控资本，消除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压迫，对人民的压迫，让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管理的核心任务。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经济已经资本化了，但是中国并未资本主义化。原因在于，中国是有儒家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儒家义理和马克思主义，两者都会坚定阻止中国出现系统性的、整体的资本主义化。

而且儒家义理对资本主义的阻止，要比马克思主义更有力量，更根本，因为儒家的着眼点在心性，在人心，而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则在外在的制度，主要是产权制度。苏联之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攻下崩溃，根源就是他们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之所以比苏联更坚固，就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多一个武器，就是儒家义理。

尽管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在学术上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了儒家，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力量是强大的，学术上的否定并不足以真正否定儒家，在实践层面，作为精神内核，儒家依然坚强存在支撑着此后的实践。

但是，儒家义理坚持最好的领域就是政治，因为在精神内核和制度内核上，当下中国的政治继承了尧舜以来的政治传统，继承了尧舜之道。中国的政治依然是以儒家义理为内核的义理政治，政治与经济是分离的，政治相对经济是独立的。这就是《大学》说的“国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同时，又在制度层面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引入了公有制，形成目前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

因此，当前中国的政治形态实则是“儒体马用”，儒家义理是其体，公有经济是其用。这使得中国对资本主义化的抵制有了双层保障：儒家义理是内心、心性上保障，而国有经济则提供经济保障。

因此，在经济已经资本化的同时，中国会坚定地阻止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实际上就是阻止资本化对社会的继续入侵，以及降低经济领域里的资本化。

这意味着在资本化和反资本化之间，将会出现冲突。

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形式，企业家们必然认清。

从企业家们来说，他们就需要顺应形势，防止自身向资本家蜕变。

最近中央号召企业家应该向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民族企业家张謇。张謇是光绪时期的状元，当时熟知儒家义理，深明大义，奉行“实业救国”。

以张謇所代表的“实业救国”精神，是中国企业的起点，也是中国企业家，乃至发展经济的初衷、初心。在中国经济已经充分资本化，而必须阻止资本化蔓延，必须进行去资本化的当下，中国需要回到中国企业的发展起点，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找回“实业救国”的那个初心。

儒家义理的核心是心性，是内心。《大学》讲“诚意”、“正心”，就是回归人之为人的本心和初心，荡涤心中已经被资本所污染的特权之心、私利之心。

尽管，儒家义理依然在实践中存在，但是毕竟在学术上是被否定的，儒家义理在中国的存在，是卑微而委屈的，没有名分，不合法。要真正解决经济资本化问题，消除资本压迫，就必须在学术上对儒家进行重新肯定，让儒家光明正大地走进学术系统的核心，重新将儒家义理当做中国社会秩序的核心，如同董仲舒、汉武帝时期所为。

在这种形式下，企业家更应该保持警惕，荡涤心中的资本化思想、资本家思想，而时时刻刻追问自己：我的决策是否有利于实体经济？我的决策是否是在为人民服务？我的决策是否是在为国家服务？我是否是在谋求垄断和特权？

最后我给企业家一个傻瓜式建议，就是远离金融，或者以最保守的姿态发展金融。就阿里来说，应该象支付宝的初衷一样，是服务于淘宝、天猫的交易。阿里系的金融业务，应该回归支付宝的这个初心。最多扩大一步，服务于阿里生态：买方和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