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对人类的起源做出过很多猜测，哲学家们也曾经给出过各种回答。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的回答。

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关于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古人通常会回答：人是神创造出来的。西方有上帝造人之说，中国古代也有女娲氏造人的神话。这种回答实际上等于没有回答。纵观古代留下来的文献，在达尔文以前，只有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提出过一种天才的猜测，他说：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他大概是看到人的胚胎最初的确很像鱼。这种猜测直到今天原则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陆生动物最初都是从海洋里上岸的，这段进化的历史保存在人类胚胎的形态发育过程中。这真是很了不起。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就给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个更加切近的答案。这个答案开始一段时间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痛斥，成为一个笑柄，但后来人们慢慢都接受了这一说法，到今天则成了一个常识。我们今天谈人类的起源问题，都是在这一常识的基础上谈的，就是说，我们要探讨的已经不是人类起源于什么、是不是猿类，而是人类是如何从猿类中产生的。而这个问题集中于一点，就是人类和猿类的区别是什么，这种区别又是如何从猿类中发展出来的。

所以，一提到人和动物的区别，我们今天想到的就是人和猿的区别，但在古人那里却并不是这样，他们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古人已经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有欲望的、有运动功能的，动物的世界千姿百态，人也是其中的一态。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人就和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了呢？为什么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长呢？如今我们把这些问题归结到人和猿的区别，而且人猿之别今天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学说。但是，早期的哲学家，由于知识缺乏，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是从人和动物的外部形态上来区分。他们看到人和动物在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定义：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这是很外在的一个定义，只抓住了人的一些表面特征，于是在当时就遇到了哲人们的反驳。有哲学家就反驳说，你说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那我把一只鸡的毛拔掉，难道这就是人了吗？中国古代的荀子也讲过，“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人不仅仅是两脚无毛，还有别的，还有更重要的。抓住一点表面特征就给人下定义，就来区别人和动物，这是很可笑的。人的定义必须是一个本质定义，才能切入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什么是本质定义？人们以往都不太注意，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一个事物的本质定义应该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两脚”、“无毛”这些都只是些外在的差别，离本质很远，而且很偶然，随时有可能改变。只有最近的种差才是不会改变的，是与“人”这个概念不可分的。所以，直到亚里士多德，由于他掌握了给事物下本质定义的逻辑方法，才给人下了比较靠谱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是首次对人和动物做出的比较严格的区别，或者说是首次对人的本质做出的比较严格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逻各斯（Logos）的动物。”这句话通常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Logos一词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说话”，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人是说话的动物。Logos的意思一开始就是说话、表达，但后来变成了“理性”，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已经含有了理性的意思，所以它有双重含义。表层的含义，就是日常人们说话的意思。在这方面，它仍然可以看作人的一种外部形态特点。我们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比一比就知道，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说话。当然，有些动物也可以鸣叫，一些鸟儿在求偶的时候也整天叽叽喳喳的，但是那不叫说话。虽然同样都是空气振动发声，但人的语言是必须通过理性才能说出来，也才能被理解的。这也是Logos为什么后来成了“理性”的原因。这和动物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逻各斯这个概念一旦被理解为理性，一旦从理性这个意思上来理解，就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被抬高到一种超越万物之上的神圣的高度。因为所谓“理性”，最基本的就是一种把握普遍性的能力，一种使用概念和共相来涵盖个别和特殊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撇开具体事物而上升到普遍规律，不为眼前的感性冲动所支配，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很理性”。而人类的语言就是建立在概念和共相之上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共相，对它的内容都有一种超越性。这也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并被其他人所理解的秘诀。所以黑格尔说过，语言有一种神秘的魔力，能够把事情颠倒过来，让普遍的东西凌驾于个别具体的东西之上。

最初人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给具体的东西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名字，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个名字去称呼它，而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理性本质。语法和逻辑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人们发现说话不但要使用各种名字，或者说“指称”，而且要有逻辑，按逻辑的规律来说话才能够让人懂得，否则就“不像话”。你要人家准确把握你的意思，你自己就要清晰，你的指称要前后一致，你说话不能自相矛盾。而这个逻辑是公共的，不是某个人所定的。所以，古希腊人把逻各斯称为“神圣的逻各斯”，认为它是神所定的，甚至认为逻各斯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性，就是神。按照逻各斯的规律来说话，就是听神的话。因为所谓神，所起的就是一个“公共的人”的作用，是超越个别人之上的，所以逻各斯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在说话。

这一传统后来也影响到基督教，基督教讲“太初有道”，上帝就是“道”，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逻各斯，上帝就是神圣的逻各斯。上帝没有别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说话，上帝凭借说话创造一切。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什么，什么就产生了。当然，上帝的逻各斯与理性又有不同，它被抬到理性之上，成为一种神秘的东西了。但这种抬高最初还是由于逻各斯本身带有必然性和不可违抗性的特点，带有超越于世俗感性和个别事物的普遍性的特点，而这就是人的理性的特点。

古希腊人认为逻各斯是神圣的话语，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话语。话语凭什么不可违抗？就凭它的语法和逻辑，你要违反了，别人听不懂，你说的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人是说话的动物”，意思不光是说人可以用语言互相交流，而且是指凡是人都有理性，最好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或者“人是理性的动物”，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或者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定义。人是什么？如果要给出一个严格的本质定义的话，那么人属于动物，他的“属”就是动物；我们进一步就要问，他是怎样“一种”动物？就是说，他的“种差”是什么？当然可以举出很多来，什么两腿无毛啊、直立行走啊，但有一个最近的种差，是人根本无法分割的，这就是理性。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它是符合真正严格的本质定义模式的，即“属加最近的种差”。当然，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提出过另外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不如前一个那么贴切，但还是比较贴切的，这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作为一个种差，不如理性和人那么贴近，但它是以理性作为前提的。正是由于人是理性的，他才是政治的。所谓政治的，就是人只能过社会的生活，只能和他人在一起，发生各种关系，组织成国家城邦。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依据。但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前提，还是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说话是什么呢？就是跟别人打交道的主要方式。我们有了交往的语言，就能和别人交换意见和看法，以确定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就可以在这样一种互相交往、互相商谈的过程之中共同建立起一种常规制度。在古希腊，要从事政治，首先要看你能不能说话。有些人专门靠教人说话来谋生，这就是智者学派。他们的职业就是教别人怎么说话，怎么具有说服力，怎么具有煽动性，怎么立于不败之地……教那些想从政的人说话的技巧，其中主要就是语法、逻辑和修辞。凡是想从事政治的人，就要去跟人家学习怎么说话，这是古希腊当时的状况。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人是说话的动物”和“人是政治的动物”两个命题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的。人首先要会说话，然后才能从政。

我们再看看中国古代。与此几乎同时，荀子也提出了对人的一种定义。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前面讲到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什么叫“有辨”？有辨就是“有分”，而有分就是“有礼”。有了礼的等级划分，人类社会才能有良好的组织和秩序。所以，他提出一种观点叫“明分使群”。什么叫“明分使群”呢？意思是，明确了礼的等级区分才能使人合为一群。就是说，人和动物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动物也有群，如牛群、马群、羊群、狼群……但是在动物那里，群是靠什么来维系的呢？一个是靠生殖，靠交配，靠繁殖后代，一个群体就是一个族群；再一个是凭借强力，争做头领，有了最强的头领，就可以维系一个群体了。人群，与牛群、马群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群，但是人要维系这个群体，可以靠“名分”——我们人类的“分”，就是名分。一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具有什么样的名分，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人群与牛群、马群不同的地方在于，人靠的是等级名分。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单纯的生殖关系，而是靠圣人制定的一套规范、礼仪，又称作“名教”，来教育每个成员从小就要懂得礼法。所以荀子是很强调“礼”的，礼义廉耻，礼字打头。首先礼要分清，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个等级都有自身的名分。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群、这个国家就建立起来了。这就叫和谐，也就是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这就是荀子对人的一个定义，即有辨、有分或有礼。

这个定义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相提并论。在什么地方相提并论？它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定义。首先人跟动物有共同之处，就是“群”，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是属于社会的，人类社会和马群、牛群都是群。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讲“分”，讲礼节，讲等级。这是圣人所定下来的，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在这样一种框架之下，人就能达到一种群体的和谐。那么，我们在确定这个礼、这个分的时候，就必须要“正名”，正名就是“明分”，明确各种名分，摆正各种名分。在先秦，很多哲学家都想要正名，无论是法家、墨家、儒家还是名家，都想正名，就是要把名分搞得清清楚楚的，这就叫“名符其实”，或者叫“取实予名”。什么样的名就符合什么样的实，什么样的实就配享什么样的名，名分和实际地位相当，这就叫正名。有实无名或者有名无实，都需要正名。这就涉及语言上的立名、命名，命名不恰当的就要重新正名，所以这也跟语言有关。

这表明中国古代对语言的作用的认识是重在正名，是一种政治作用。正确地命名，是为了维持一种政治关系的稳定和谐，所以中国人对语言的解释是政治性的，名和言都是统治工具。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切磋……但是那些都不那么重要。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当然也需要互相交流，但那是很次要的，没那种语言交流，凭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农民也可以种出粮食来，可以自给自足。一旦说话，往往不是显示家长的权威，就是表达成员的服从。有时候甚至集市做生意的人也会采取一些办法来避开语言交流，比如在牛马市场讨价还价的时候，人们不说话，靠打手势就可以把价钱讲下来。语言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空间功用有限，但是在政治上就非用不可，说明你是什么来头、什么级别，都有特定的用语。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理解基本是一种政治权力化的，同样一句话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为了定名分、别尊卑、立政教而设立的。政教就是教育人，从小让人学习怎么服从这个名分等级制度。

在语言和政治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和西方可以做一个比较。亚里士多德也深入到了语言和政治的关系，他先确定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对人的另外一种定义，即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依靠语言的，语言是政治活动的基础，语言在先，政治在后。而在中国呢，恰好相反，政治在先，等级在先，而语言为政治服务；语言与政治有区别，语言没有自身的实体，语言只是“名”，即命名，但名要符实，也就是符合政治地位和政治关系。比如说你很能辩论，你讲得头头是道，但那都是没有分量的，你要让人家服，就要有权威，话语要看是由什么人说出来的。这方面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中国，如果有人把能说话放在人的本质定义里面，肯定会惹人嘲笑的。话说得再漂亮，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等于白说。［1］

上面讲的是古代关于人的定义问题，但定义并不等于说明了起源。定义是静态的，起源是动态的，静态的定义只是为动态的起源暗示了追溯的方向，但起源问题还是一个必须另外探讨的问题。它尤其与实证性的动物学、人类学相关，而且只是在现代人那里才有条件进行探讨。首先是对人猿之别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