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1934-1936）是中共革命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战略大转移，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生存危机与党内路线分歧的双重压力。这场跨越两万五千里的壮举，既是军事挫败后的被迫选择，也是中国革命道路重构的转折点。

一、军事失败与左倾冒险主义的破产

1933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在博古、李德等人主导下，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策略，放弃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装备落后的红军与国民党军硬碰硬，导致根据地不断缩小。广昌战役中红军伤亡惨重，中央苏区仅存瑞金等零星区域，战略转移成为唯一出路。

二、战略生存与革命火种的存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从瑞金出发，最初计划是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但湘江战役后兵力锐减至3万，揭示出原定路线的致命性。此时红军不仅面临国民党围追堵截，更需解决路线分歧：是继续执行共产国际的教条指令，还是立足中国实际探索新道路？遵义会议的召开（1935年1月）终结了左倾错误领导，确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为战略机动注入思想灵魂。

三、政治觉醒与抗日旗帜的高扬

长征途中，中共提出“北上抗日”口号，将战略转移与民族救亡相结合。穿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以“彝海结盟”等实践赢得民心；翻越雪山草地锤炼出革命信念。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布，更将长征升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动员，使红军从“流寇”转变为民族解放的先锋。

历史回响与时代价值

长征虽使红军从30万人减员至3万，却锻造出成熟的领导核心与灵活的战略思维。这场迁徙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束缚，使中国革命真正走上独立自主道路。毛泽东后来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其精神遗产——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信念坚定——至今仍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