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省直事业编又招人了，8月份考，看看你能报啥。”我爸举着手机走向我。“行，我看看。”我打开电脑，熟练地找到官网公告，下载岗位表，这套流程我再熟悉不过了。

自从失去应届生身份之后，每次选岗都轻松了很多。划去需要党员、应届生、基层工作经验的，就能筛掉一大批，再看看有没有需要我这专业的，有的话再比较比较，权衡一下报名人数，没有的话，就只能去卷“三不限”。说心里话，每次我都在心里默默祈祷有限制我专业的岗位，“三不限”的进面分数实在是高得令人咋舌，动辄1：1000+的录报比可谓触目惊心。我去考也不过是充当分母，给分子当炮灰。

想当初，我也是考研大军的一员，结果三跨未果，名落孙山。毕业那会儿赶上疫情，就业形势大不如从前，考公大军异军突起。父母遂让我放弃二战想法，让我专心备考公务员。

于是乎，我在网上看了好多经验帖，买了一整套的网课，下单了教材和习题。从此，我书桌上再也找不到一本闲书，只有行测和申论的习题。我家饭桌上也再没有了其他的话题，总是我爸妈在分享谁家孩子考上了编制，连我妈刷短视频都在看“突围”成功人员晒的成绩单以及成功的经验分享。我爸则在手机上关注了一大堆分享公考讯息的公众号，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招考信息。

承蒙老天眷顾，我在第一次省考就凭着应届生的身份进入了面试。当时全家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结果我却在面试环节败北。初战告负，一切又要卷土重来。那时我妈还会安慰自己，同时也是在安慰我：“没事，一年就考上的太少了，好饭不怕晚，再来一年。”

可是第二年仍没如愿，甚至连面试的门槛都没摸到。于是我爸妈开始急了，他们认定了我落榜的原因在于我没报补习班，因为补习班可以“助我上青云”。坐在培训机构的教室里，我看着那些同学的青涩脸庞，不禁苦笑，原来自己也熬成老大姐了。

可事与愿违，今年我的第三次省考，希望又破灭了。看着自己的成绩排名，我恍然发觉，原来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与进入面试的距离。

爸妈受不了这种落差，他们从最开始的满怀希望，到逐渐失望，再到现在的彻底绝望。于是我便成了他们情绪宣泄的出口，他们蓄足马力，对我疯狂输出：“上哪去人家一跟我打听你家孩子现在在哪儿上班呢，我都不好意思说，嫌丢人。”“老说难考难考，都考多少把了？总有人能考上，为什么不是你？”“那些在职的都考上了，你这全职的还没考上，你跟人家差啥啊？”一句句逼问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困在其中，令我动弹不得。

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将问题归结于我还不够努力，题练得少。我什么都没为自己辩解，只是默默回到卧室，等他们俩气消。但我却听到他们在客厅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互相指责对方填报高考志愿时没给我选好专业。

翻看手机，看着考公培训机构的老师晒图，相处几个月的同学纷纷奔向令人艳羡的工作岗位，回过头再看看我那堆得一人来高的练习题，我哭了。从小到大，我一直接受的教育都是“努力终有回报”，于是我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屁股钉在椅子上做题。怎么现在却不是这么回事呢？是不是我真的还是不够努力呢？

“姑娘，来给我搭把手。”父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走过去，看到他正在择菜。仔细看看，我从父亲的手上发现了一丝端倪。那是一双粗糙的手，骨节粗大，指尖红肿，手心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摸上去甚是硌人。那一瞬间，眼泪蓄满了我的眼眶，我忽然理解父母为什么强烈要求我参加公考了。

妈妈是高中学历，没能上大学，工作不久后又赶上了1990年代的下岗潮，再没有了正式工作，只能干点打扫卫生的活；爸爸也只是工厂的普通工人，12小时工作制，加班是常有的事，常常后半夜才能回家。我们家这么多年一直生活清贫，甚至别的亲戚在我们面前还会不自觉地生出一股子优越感。我还记得，上小学那会儿，父母给我买两件漂亮衣服还有亲戚问我是谁给的。如此种种，他们便一直觉得自己“没出息”。所以，他们吃过的苦不想让我再吃一遍，他们淋过的雨不想让我再淋一遍。

因此，他们便把心思和重点全都放在了我身上，努力栽培我，让我成为那个“有出息”的人。而在他们眼中，公职人员是“铁饭碗”，收入稳定，旱涝保收，没有下岗危机，说出去也体面，脸上也有光彩，这恰恰是“有出息”的体现。用我妈的话来讲就是：“将来到老退休，开支都比普通工人开得多。”

今年是我全职考公的第三年。回想起这三年，我觉得自己跟电视剧《开端》里的男女主一样，不断地经历时间循环，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都被困在一个囚笼里，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我有一种跟社会脱节的感觉，大家都在进步，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只有我还在原地打转。

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漆黑的夜里走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前方的光亮。我只知道，在这条路上我并不孤独。还有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都在为了“上岸”的目标努力着。可这世上真的有岸吗？

（作者为吉林省松原市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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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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