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和技术知识

费孝通著，惠海鸣译

选自《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知识分子”在中国意味着“他们有知识”，这显示出在中国社会里有一个学问上的差别。问题是：这种建立在社会差别之上的学问是什么样的？这种学问被社会中某一阶级所垄断，他们靠的是什么样的手段和机制？我们想进一步指出：这个阶级如何在传统模式中保持它的地位，在和西方的接触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阶级的成员的特点是不仅总是知道一些事情，而且有一种特殊的知识。孔子的著作将这种特殊知识或学问讲得很清楚，“知”这个词有一种限制的意义。例如，学生樊迟问孔子“知”这个词的意义。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后也。”

孔子并不仅仅是在认识的意义上来使用“知识”这个词，而且包括懂事明理。当樊迟再一次问他什么是聪明时，孔子说：“知人。”对此，樊迟并不完全理解。孔子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孔子描述了知识的过程。首先是感知——收集信息，接下去是加以区分和选择。知识比仅仅收集信息更进了一步，因为它涉及到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区分好坏的能力上的。孔子把“知”这个词解释为正确行为的智慧或知识。那些为人民而工作的人，那些敬鬼神，知道他们应该去做什么的人，就是“知事”。在这种意义上，“知”不仅是智力，而且是一种德行。这种知识具有“仁”和“勇”。有智慧的人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也知道应该去遵循的道或规范。

壹

我们可以把知识分为两种范畴：首先，理解物质世界的性质；其次，理解什么构成了正确的行为。在孔子的经典里，“知”说的是第二种知识。孔子甚至相信知道道德准则的人没有必要去了解自然。事实上，他本人就代表了这种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孔子来说，自然知识不是那么重要的，并且也表现了他自己对社会地位的概念。他那样的人是在上层的，普通人是在底层的。人民必须种地，而那些在上层的人，只要维护“礼”——法律和正义，就能得到和保持人民的尊重，知道了行为规则的人是不必为谋生而劳作的。

承认明确的劳动分工是支持阶级差别的，并且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辩护。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生产知识，是属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赖以为生的人的。另一方面，伦理知识是那些用头脑来统治人民的人的一种工具。统治别人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优等的，如果不剥削他人的话，也是应该由别人来养活的。因为这样的人不研究物质世界，他们形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习惯。

我们提出以下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回答是：他们的威信大多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知识的性质。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知识不是实际事务的知识，而是其他被社会承认的有价值的知识。

采取一定程序的技术才能得到预想的结果，知识和恰当的运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达到他的预想目标。但是在人类生活中，我们并不将技术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宁可说是作为一种手段。我们取火是为了烧饭、取暖或者敬神。因此取火不仅是怎样实现的问题，而且也是何时、何地，并且是取何种火为好的问题。取火不是孤立的一种行动，而是社会制度的某一部分。而且，社会制度涉及的不仅是效率而且还有价值。问题在于我们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取火。这是孔子称为礼的一部分。因此，相同的行动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当有人问孔子管仲是否知礼时，他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决定怎样做事的不仅是技术，而且还有一种行为的规则。

在一个静态的社会里，行为准则是通过实际经验的积累发展起来的，它们通常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如何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它们的有效性是它们存在的理由，并且受到社会权威的支持。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多数人事实上也愿意服从这些准则，因为服从这些行为的准则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丰厚的回报。一个稳定社会中的行为准则是多年传下来的传统，是研究世界的经验结晶。孔子取得的社会权威不仅是靠他的聪明，也不仅来自他对传统方式深刻的了解。在一个稳定的、按传统规范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一个人是不需要去提问、去研究道理、或去辩解的。他所需要的是发现什么是风俗。当孔子说“发现”的时候，他不是寻求对某些新事物的解释，而是再发现。在一个有历史传统的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像学徒从他们的师父那里学到知识一样，普通人像学生一样学习传统价值，这是必须要做的，而教师是拥有社会权威和特权的人。

然而，社会权威是不同于政治权力的。我强调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绅士是不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事实上，在中国，政治权力总是非常不同于社会权威。政治权力是用暴力来得到的，并且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社会权威是建立在个人一致和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规则。孔子学派希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可以一致起来。一个统治者只用政治权力统治他的国家，他将被称作一个暴君或者“霸”。当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一致起来时，他将被称作“王”。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结合从未有过。孔子被称为“素王”，一个具有社会权威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人。中国社会有着两条平行权威来源的结果，使社会秩序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水平上。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社会权威的调节，同时，政治权威通常局限于衙门的行动。除一些暴君外，朝廷并不干涉社会上的事情。一般而言，一个好皇帝除征税之外，就让人民自治了。

贰

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里，行为准则是绝大多数人都了解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知识。任何人都可能遵循准则，并得到他人的认可。但是，当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后，行为准则的传播就不可能再完全依赖于口头了。当伦理的含义不再由口头传播，而主要是通过书面传播时，就不再是人人都可以接近的事，识字变得非常重要了。因此，一群特殊的会读书的人物——士大夫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发展了起来。

在传统的中国民间总有一种口头文学。官方唯一承认的古典文献，是从书面传下来的神圣的仪式和歌曲、占卜的体系、王朝的历史和家谱里发展而来的，总是和普通人有一些距离的。官方历史记录的圣人学说可以对人的行为有指导作用，但是对于忙于生计的农民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这不仅是由于文献的内容难于把握，而且，古典书面语言本身的结构也是完全不同于口头语言的。即使是一个很会讲话的识字的人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作家。文章不是得之偶然，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象形文字是很难学习的，如果一个人不经常使用它们的话，是很容易忘记的。在一种匮乏的经济中，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闲暇来学习。务农是中国人的主要职业。农民们在土地上的劳动中耗费了他们的精力，劳动时间漫长而难熬，并且只能从中得到很少的收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希望有长期闲暇的。正如我在《泥土中国》里所描写的，生产和闲暇是相排斥的，除非一个人能够得到其他人的产品，他是不可能脱离体力劳动的。因而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必须是大地主，大得足以使他们能够完全靠其租息生活。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必然局限于某一经济阶层，是不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

孟子说过，那些劳心者应得到那些劳力者的支持。对我来说，似乎实际上应是那些能够欣赏文字的人得到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心者都能得到别人的支持。他们不必用双手来工作，而是能够或者愿意用其头脑来工作。那些有特权的人得到别人的支持，是不需要学习技术知识的，但是他们也不需要学习行为准则，他们可能只是寄生虫似的生活。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特权地位可能是不保险的。特权必须得到一些力量的支持，不是靠物质力量来维持的政治力量，就是靠社会权威。识字的特权和政治权威的力量相结合，支持了一个特权的阶级。他们以较高的经济地位、较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劳动阶级相脱离，结果是得到较高的社会权威。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和所有的实际技术知识相脱离。

正如我在前面说明的，技术知识应该是和伦理价值相联系的。但是，一旦价值知识和识字如此密切地相联系，它就会被某一阶级垄断，和技术相分离。并且，一旦这种联系破裂，技术的进步就受到限制。我已经说过，自然界的技术必须输入到一个社会制度里去，变为“有用”的。也就是说，变成一种能够改进人民生活的技术。然而，如果统治阶级要对百姓的生活负责，又完全缺乏技术知识，他们将不能用技术手段来安排百姓的事务。如果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有权来决定土地耕作技术的话，他们将不会引进可能不利于现有的传统耕作方式的先进技术来改进生产。只有当生产者自身有权来决定时，现代技术的进步才会来临。一旦这种权力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时，技术改进将会停止。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这就显示出，在传统的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传统规则永久化。一个只是通过人际关系来看世界的人是倾向于保守的，因为在人际关系中人的目的总是相互调整的。并且，调整后的平衡只能在一个稳定的不变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上才能建立。另一方面，从纯粹的技术观点来看，人对自然难以有任何限制。在强调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一旦人进入了一种控制自然的斗争中，自然就会发生不断的变化、产生不断的效用，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引起人和人的冲突。中国知识分子是把世界人道主义化的。他们缺乏技术知识，就不可能评价技术进步，而且他们没有理由希望人际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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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杨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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