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1年，此时的北宋和大辽的战争进入了高潮，朝廷无力去稳定四川，而四川地区也是内忧外患，内忧农民起义和各种蠢蠢欲动的兵变，外患西夏夹缝中预谋成立，所以把地区分化是最好的办法。 当"四川"之名首次出现在朝廷文书中，这个地理符号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指代，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南边陲百年博弈的政治隐喻。

咸平4年（公元1001年），川峡路北一分为四，分别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别称“四川路”，四川之名首次出现于此。四川辖域发源于此，四川之名也由此得来。这时“川”字的含义已无自然区域的意义，而进一步具有行政区划的意义了，四路形如棋盘上的连环锁扣，将蜀地拆解成可以相互制衡的行政模块。

宋朝建立后第一个拿下西川，然后才平定江南，取天下之规常在巴蜀，就是要想统一天下，巴蜀必须拿下，而眼下巴蜀已经属于宋朝廷，那么稳定的治理方案才是关键，各种政策都是因为当时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在四川一带，宋朝政府实施了颇为特殊的统治政策。北宋仁宗朝的诗人何郯曾经写诗谈及宋朝统治四川的特殊政策，所谓“择守来颁兹土政，治人颇与他邦殊”（这个属于后话）。

众所周知，五代十国中的后蜀政权曾定都成都，统治四川大部分地区长达数十年，在五代纷争，战乱不休之际，后蜀的历代统治者都谨守边境，注意发展内部经济，四川就此成为五代十国时期为数不多的乐土。 因此，在公元965年，宋朝平定蜀地后，四川百姓对后蜀还留有一定感情，为了彻底消灭后蜀后统治的残留，宋朝实行了强制迁徙后蜀君臣的政策。 除此之外，宋朝还对后蜀君臣予以高官厚爵，如孟昶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李昊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尽管，当政权被征服后，宋朝一贯会赐予一些官位、爵位，但是，后蜀君臣获得的官爵明显地要高于其他政权的君臣，由此可见，宋朝对安抚后蜀君臣极为重视。

清远军丢了，北边的灵州就变成了一座孤城，迟早也要丢。

可惜的是，由于四川地处偏远，大多数官员不愿意前往，导致四川官员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官员未能很好地履行朝廷的仁政，导致四川百姓与朝廷的矛盾日益激化。如宋人张俞说道：“蜀自伪昶纳土而后……郡县之政姑息苟简……赋税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成都文类》）。 也就是说，在朝廷的宽容政治方略之下，蜀地的吏治反而呈现败坏趋势，这反过来坚定了朝廷对四川实行特殊化统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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