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江苏与安徽的分家影响深远。两省的前身江南省，曾是明清时期全国最富庶的行政区域。明朝定都南京时，设立南直隶，管辖范围涵盖今江苏、安徽、上海及江西婺源等地，其赋税占全国三分之一，科举进士数量更占半数以上，堪称“天下粮仓”与“人才摇篮”。

南直隶

清朝入关后，为消除前朝残余势力威胁，于1645年将南直隶降格为江南省，但仍保留其庞大的体量。此时的江南省“富甲天下”，经济、文化实力令清廷忌惮。顺治帝曾直言：“江南省幅员过广，人才过盛，若不早图，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为削弱其势力，清廷于1661年将江南省划分为“江南左、右布政使司”，分别以苏州和江宁（南京）为治所。至1667年，康熙帝正式将两地命名为江苏（取江宁、苏州首字）与安徽（取安庆、徽州首字），两省自此分家。

清朝拆分江南省的核心动机在于巩固统治。一方面，江南省作为反清复明运动的潜在中心，其庞大的体量和独立性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清朝借鉴历代“犬牙交错”的区划原则，刻意打破地理与经济单元的统一性，防止地方割据。

与元代以长江为界的横向划分不同，清朝选择纵向分割江南省，使江苏与安徽各自包含淮北、淮南、江南三大地理单元。

此举既避免单一省份独占长江天险，又实现经济资源的“肥瘠搭配”：江苏以苏南的富庶平衡苏北的贫瘠，安徽则以徽州的商贸资源带动皖北农业。

分家初期，安徽的行政机构长期“寄居”江宁（南京）。安徽布政使司驻江宁长达近百年，巡抚衙门则设在安庆，形成“省会不在本省”的奇观。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才迁至安庆，但南京对安徽的文化与经济影响已根深蒂固。

南京被称为“徽京”，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地理的必然。这一戏称背后，折射出行政区划与地缘文化的复杂纠葛。

在江南省时代，南京作为南直隶与江南省的首府，长期统辖安徽地区。即便分省后，安徽的科举考试仍须在南京举行，学子们“跨省赶考”成为常态。这种行政惯性使得南京在安徽人心目中始终具有“精神省会”的地位。

南京地处江苏省西南边缘，三面被安徽的滁州、马鞍山、宣城包围，与这些城市的距离（如马鞍山62.5公里、滁州77.2公里）远短于其与江苏省内苏南城市的距离。相比之下，安徽省会合肥与皖东城市的交通联系则显薄弱。这种地缘格局使南京自然成为皖东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枢纽。例如，马鞍山市民就医、购物常首选南京，甚至方言也更接近南京官话而非合肥方言。

民国时期，南京再度成为首都（1927-1949年），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国民政府推行“首都经济圈”政策，南京的铁路、公路建设向安徽延伸，进一步拉近了与皖东的纽带。抗战期间，大量安徽难民涌入南京，战后许多人定居于此，形成人口与文化交融。

分家后，江苏与安徽的发展轨迹大相径庭，折射出地理与政策的双重影响。

江苏凭借长江水道与沿海优势，迅速成为近代工业重镇。苏南的苏州、无锡依托纺织业崛起，而南京则因政治地位成为教育中心（如中央大学旧址今南京大学）。然而，江苏内部长期存在“散装”现象：苏南亲上海，苏北近山东，南京反而成为“最没存在感的省会”。

安徽则因战乱频仍（如太平天国运动主战场）与行政中心不稳（省会曾迁至安庆、芜湖、屯溪等地），经济发展滞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合肥才确立为永久省会，并通过中科大迁入等政策扭转颓势。但历史上与南京的紧密联系，使皖东地区始终难以割舍“徽京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