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2015-04-12 03:53:00

url:http://cswbszb.chinajilin.com.cn/html/2015-04/12/content_116107.htm?div=-1,id:0 文|荣挺进

1992年，舒婷在美国见到顾城，指着顾城的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

顾城的帽子是个打眼的标签，也是一个惹人误解的话题，还是个一经思考让人有些为难的话题。关于这顶帽子，有各样猜想和推测，如果在网上搜“顾城帽子”，会发现不少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比如：为什么顾城总要戴一顶奇怪的帽子？顾城为什么要戴白帽子，有什么意义么？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为什么是裤腿做的？顾城帽子很特别啊！在《顾城海外遗集》经近十年整理终于要陆续面世之际，该套丛书辑录者荣挺进专门撰文聊一聊顾城的帽子，和帽子下那个不一样的顾城。

顾城完整版《英儿》将面世

顾城，“朦胧诗”诗人，一个被谜包裹着的人物。他的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几乎成为他的标签。但其实，顾城还创作了24部短篇小说和1部长篇小说《英儿》。尤其是他旅居海外孤岛6年期间，创作了大量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均不为国内读者熟知。

经近十年整理，《顾城海外遗集》将陆续由金城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收录顾城的小说、诗歌、散文、哲思、访谈与对话、演讲答问等6个主题共计9册图书，经顾城姐姐顾乡做了详细、严谨的注解，配有几百幅顾城绘画作品，充分还原了顾城海外6年的生活细节、写作处境、思想状态，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顾城。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收录有顾城小说《英儿》完整版的小说卷《英儿及其他》已经面世。此次收录的小说《英儿》是目前最大限度的完整版，有不少从前“暂不发表”的段落。这版《英儿》采用的是顾城带回新西兰岛上的一份打印件，上面有作者百余处修改记录。

壹

在豆瓣网，不单有顾城诗歌爱好小组，还有一个“大爱顾城的帽子”小组。针对“帽子”问题，答案丰富多彩。随手摘几组答案来看看：

1.顾城的名字有个“城”字，帽子的形状也很像个“北京城”，他在海外飘泊，很想家，想念北京城，所以戴着它，缓解思乡之苦。

2.有一种说法是，顾城觉得这顶帽子很像苏东坡的帽子的式样，这是他的烟囱，有气就从头顶上冒了。

3.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4.帽子是白色的,表示很纯洁。那个有着他的象征的帽子是顾城用裤腿做成的,有倒转世界的意思，象征他对于叛逆的标榜和对自由的渴望。

5.据北岛在《失败之书》提及，是因为顾城担心他那些纯净的思想被世俗所污染，所以要戴上一顶自制的帽子，以求自身的独特性质。

6.的确是从一个牛仔裤上剪下的裤腿。为了表示对世俗的颠倒意识和反抗。

这顶帽子究竟是什么？

这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它之有趣，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顶帽子的面料和做法。

最多的意见是，顾城这帽子是裤腿改造的，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裤腿；也有人找来依据反驳，说不是裤腿，是牛仔布自制的，“制作比较简单，只要封住一边的口就可以”。其实，听一听顾城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家人的介绍，他的帽子用什么面料，怎样做的，谁给他做的，就简单明白了。

初见面时（1987年夏天），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顶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总不脱下来。“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我听过他这么对人说。“我怕冷呢，所以总戴帽。”——这是另一版本。谢烨给他缝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布圈圈，料子各异，笑眯眯地、温顺地给他戴上。

这是顾城在新西兰的朋友、奥克兰大学的同事叶宋曼英在1993年10月15日写的《纽西兰的岁月——顾城夫妇生活点滴》里专写了一节“顾城的帽”。按同事的说法，顾城的帽子，是布缝制的，是谢烨给他缝制的。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这是诗人芒克的说法，他认为是牛仔裤腿制的。

顾城的帽子并不是裤腿做的，是他用同样的布料做的。当然你愿意这么说就说吧。

针对诗人芒克的说法，顾城的姐姐顾乡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进行反驳。1990年9月，顾乡在顾城帮助下移居新西兰，随后也在激流岛安家，她见证了弟弟的成长，也见证了弟弟最后的死亡。她承受巨痛写下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是了解顾城海外生活的基本读物。

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答者，还是顾城的妻子谢烨。她在《游戏——我和顾城》这篇文章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关于帽子，她这样写到：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

“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

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

事实上，顾城出国之前、结婚之前，就给自己做过直筒筒的高帽子。有顾城自己的话作证：“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顾城之于帽子的喜爱有照片为证。

叁

帽子的意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猜测？

读者或朋友因顾城的帽子产生的各样揣测，是有依据的，它们首先来自顾城自己花样翻新的说法。

概括起来，是这样一些：城墙，或者是北京被拆除的城墙；家，房子；城堡；烟囱，拔火筒；天线；大炮；花盆；裤腿儿；钱袋子——因为没封顶，可以直接往里扔钱的。这里，有形状上的近似，有情感上的附着——不是附会哈，如安全、家、海外的牵挂，还有纯属玩笑的笑谈。

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故意迎合，拿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理由”，让听众“误入歧途”；一方面自我消解，发一些牢骚：“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不过是个说法吧，不必当真。”“找点儿乐子吧”。

给一个简单的帽子，赋予这么复杂的“答案”，顾城是什么意思？帽子之于顾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充分的理由：喜欢。

在不同年龄、不同场合，顾城喜欢戴各种样式的帽子，直筒的，带帽沿的，花哨的，素净的，甚至军帽。顾城的影集里，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他戴帽子的时候似乎比不戴帽子要多：一个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又到山东农村生活数年，且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崇拜军人的时代里，帽子可以御寒，还仿佛一种向往和希望。这种体验，即如今天许多孩子喜欢戴一顶旅行帽、棒球帽之类。

甚至，对于他戴直筒帽的缘由，也不妨大胆猜想：灵感未必来自历史上苏东坡的“子瞻样”，恐怕来自“文革”：给批斗对象戴的纸筒高帽子。大人们热火朝天在革“反革命”的命，小孩们捡一捡样，也玩一玩斗争游戏，给伙伴或自己头上来一顶高帽子。

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

这得意，让他找到一种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方式，招摇、惹人注目的方式。

当他出国时，“因为我猜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几亿人就会有几亿种帽子，我的帽子应该并不稀奇。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然而让他惊奇，在欧美，他的直筒帽子也让人好奇，这顶帽子，实际成为他有意无意展示个性和自由的标志。

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

一顶帽子，给他一种安全感，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诗意、诗性的理解和表达。

他谈论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态度，大概不外乎两个心态：

一是好玩。既然喜欢，就满足自己的喜欢，让自己开心；也希望别人开心，满足他探询的意愿，让探询者也觉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顾城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里，洞察了事物——表达——谈论的本质，使其对语言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

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1992年5月13日纽约。见“演讲答问卷”《看见睡莲之后》第二辑）

1993年10月7日顾城自挂树上的前一天，在他《写给儿子》的第十一节，顾城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明了顾城的帽子的各样道理，再看到这样一种惶恐和忏悔，难免有一种悲凉之意。

本版稿件

综合《华西都市报》《新京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