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中一个最积极正面的发展趋势是各种暴力行为的持续减少。由于每天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骚乱、犯罪等负面事件，这个趋势很难被看到，但世界大体上远比过去更为和平安定，当然也有个别明显的例外。意大利的谋杀案已经从1450年的每10万人73起稳定地下降到了2010年的每10万人2起。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国都已显示出来。暴力在绝大多数人类社会中曾经是核心且恒久难变的组成部分，而我们现在通过非自然的方式（愉快地）把它剔除出去了。欧洲在过去32个世纪里曾经是这个星球上最狂热于战争的地域，而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放弃了在大规模军备物资上的投入。

我们现在正处在非暴力的流行趋势中，其效果就是把自然选择最有力的一个利器束之高阁。随着和平与繁荣的扩散，人权与女性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死于暴力的概率日渐降低，而传播基因的机会则骤然飙升。以美国为例，如果梳理一下人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可能遭受的50种暴力，没有一种在2003年到2011年是上升的。

我们还能够选择比以前更为多样化的伴侣，人们对跨种族婚姻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越来越宽容。这确实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在1967年6月12日前，美国有17个州仍认定与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是违法的。

直至1991年，大多数美国人才开始接受跨种族婚姻。种族只是众多真爱壁垒中的一种。即使是在2010年前后，美国仍有超过86%的婚姻及其他亲密关系的双方都具有相同的信仰。

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接纳是大势所趋。大量的跨国旅行和学习项目、潮水般弥漫的社交媒体提供了无数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与更多的人交往，这是我们的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多元文化会带来很多收益，同时也会产生损失。例如，20世纪初，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是蓝色眼睛。到20世纪50年代，只有1/3的美国人拥有蓝色眼睛。到20世纪末的时候，这个比例不足1/6，蓝色眼睛成了由隐性基因决定的性状。以前有80%的人会与本种族的人通婚，而现在人们的婚姻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哪里求学，接受了多少年教育。或许有一天人们会说：“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人长着蓝色的眼睛。”

在我们驯化自己和自身行为的过程中，蓝色眼睛并不是我们丧失的唯一特质。在不断扩张的城市中被挤成沙丁鱼时，我们有必要问一问自己：人类是愿意在化学意义上驯化自己还是愿意让自己保留原生状态？事实上，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够改变趋势。想让男性变得更具男性气概吗？有调查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有37个国家的睾丸素月销量都在不断上涨。而沃尔玛超市售卖的睾酮助生素售价8.98美元。从理论上说，睾丸素会对身体起到很多积极作用——肌肉更多、性欲更高、更有自信心，或许还有……侵略性更强。为什么有人会情绪失控、大发雷霆或咬掉自己的一小块舌头，困惑的科学家对其的解释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我们很难弄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涉及太多的变量：诱发暴怒的究竟是睾丸素、类固醇、酗酒，还是一首忧伤的乡村歌曲？可以确定的是，使用某种化学物质与暴力行为增多是相关的。在瑞典，警方监禁罪犯时会化验他们的尿样，33.5%的罪犯尿样在类固醇检查中呈阳性。

在绝大部分人类历史当中，由于饥荒、瘟疫或战争等原因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更迭，客观上也可以看作自然选择的某种作用方式。虽然丑陋而且冷酷，但这些事件客观上也在驱动着许多封闭和孤立社群中的人类基因多样化。基因组精确地记录着谁和谁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以及人类祖先的迁移历史。随着基因测序的成本越来越低廉，我们可以更清晰详细地看到人们的基因组成，分析出他们的祖先来自哪个国家、地区和部落。例如，当代玛雅人的遗传基因一般混合了哥伦比亚人、皮马印第安人、亚马孙卡利吉亚纳人、西班牙人、亚马孙苏鲁人、乌兹别克人、爱尔兰人、日本人和非洲约鲁巴人的基因。这种追溯甚至可以具体到某个人：1998年，尤金·福斯特（Eugene Foster）博士做了一件事，让美国南方的名门望族们，甚至可能还包括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成员们非常难堪：他追溯了托马斯·杰斐逊及其黑奴莎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后裔并进行DNA分析，证实他们有几个共同的孩子。

在奴隶社会，尤其是航海开拓时期和征服新大陆时期，种族的混杂繁衍并不少见。而在当下的和平时期，少数人类种群为了保存其传统而选择隔绝孤立会怎么样呢？在阿拉伯半岛附近区域，当地人的传统要求女性在选择丈夫时不得偏离大家庭的圈子，要确保其家族的荣耀，结果导致了大量的近亲通婚。研究估计，埃及人的同源血亲率约为20%～42%，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同源血亲率甚至高达60%。

历史上，人们大多居住在孤立隔绝的部落和封闭的乡村环境中。在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历史中，人们只能选择近亲通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许多这种紧密的家庭群落会周期性地被外来者和入侵者打破，但这个地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都维持着相对和平的环境。稳定和极端的文化限制或许会强化影响种群遗传构成的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如果一个种群中的个体持续只与第一代、第二代姑表亲或姨表亲通婚，而很少与外来者结亲，这个种群的遗传变异就会越来越少。一旦有一个坏的基因进入繁殖基因库，他们就要花更长时间才能把它剔除出去。反之亦然，一个罕见的有益变异在近亲繁殖的小规模种群中会得到更快的复制传播，从而提高整个群体生存繁衍的概率。

一个种群中缺乏暴力、混乱和破坏性力量，再加上现代医疗保健体系的普及，带来的第二个趋势是，许多有先天性缺陷的儿童在严酷的游牧条件下无法幸存，现在则能够生存下来并生育自己的孩子。基于人道的选择和政策，本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剔除的特质现在得到了强化并得以传播下去。

第三个趋势是，许多人成功地变得更加富有了。在家庭或家族范围内继续保持财富增长和地位，这个诱惑会进一步强化部落中不与外族人通婚的限制，更不要说与一个普通人或外国人结婚了。

高同源血亲率成倍地提高了新生儿具有先天性缺陷的风险。最近几年，8%的沙特阿拉伯新生儿有严重的遗传缺陷，大约是欧洲国家新生儿先天缺陷率的3倍。Ⅱ型糖尿病的成人患病率是32%，高血压患病率是33%。在阿联酋，先天性畸形是新生儿死亡率高达40.3%的主要原因。在卡塔尔，高同源血亲率导致了罕见遗传疾病的高发病率，同时也提升了“癌症、心理障碍、心脏病、消化系统疾病、高血压和听力障碍等常见成人疾病的发病率”。

即使是极度罕见的遗传缺陷也可以在不受干扰的特定社会亚群体中迅速传播，典型案例是19世纪和20世纪折磨欧洲皇室家族的顽症。一个例子是，当维多利亚女王把血友病遗传给她的女儿、儿子，还有西班牙、德国和俄罗斯的皇室家族后，血友病获得了“王室病”的称号。另一个极端例子是发生在哈布斯堡皇室家族成员之间长达6个世纪的近亲通婚造成了“哈布斯堡唇”——严重的唇形畸变使得患者无法咀嚼食物。这种遗传畸变现在在原哈布斯堡王朝下辖的各个国家都有发生。因此，当我们在以非暴力的形式设计大规模积极改变的时候，或许也应当重新考虑文化及长期保持的传统的影响。